佛教进入中国城市后，对城市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尤其在景观的高度和时间节律方面，金刹与灵台比高，金铎与钟鼓竞鸣，改变了中国城市原有的景观特征。这一现象在北魏首都洛阳表现得尤为突出。灵太后胡充华将佛教建筑景观，尤其是将佛塔高度的象征意义完全政治化−佛塔的高度即是权力的高度，因此，洛阳城内最高的永宁寺塔，作为转轮圣王的象征，其供养者非灵太后莫属。其次，无论城里城外，佛塔的高低，都按供养人的政治权力等级，从高到低排列。其三，拥有最高权力的灵太后，其供养所立的佛塔，占据洛阳最具象征性的城内、城南和城东空间。儒家特别看重的洛阳中轴线，更是灵太后精心规划设计的空间，塔刹林立，圣像庄严，完全是一派佛国气象。北魏将首都从盛乐，迁至平城，再迁至洛阳，原本的目的是想由塞外入驻中原，完成汉化，成为中原正统，然而，始料未及的是，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他们选择了中央集权制，在信仰层面却选择了佛教。究其原因，北魏放弃祭天传统后，统治阶层佞佛，尤其是掌握皇权的后妃佞佛，是汉化道路发生突变的政治推手。北魏从塞外南下中原汉化过程的二元性，并没有随着北魏的亡国而消失，相反却成为隋唐帝国的共同特色。可见，北魏在政教关系方面，也担当了开启北朝，孕育隋唐的角色。

在如来灭后，众圣潜灵，至唐代时印度佛教逐渐衰落，如何在中土建构一个新的佛教圣地，是摆在中西僧侣面前的一道难题。解决之道是僧侣仿照印度雪山圣地模式，在佛教传播地建构新的雪山圣地。初唐，中西僧侣联手，从不同空间尺度着手，成功在边地五台山建构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雪山圣地，即清凉山文殊道场。宏观尺度，中西僧侣主要在结集、翻译和注疏佛典的时，将五台山的地理信息，加入汉传佛典和序言之中，让文殊师利成功地介入五台山；中观尺度，中土僧侣主要利用佛典中已有的圣地结构−雪山五峰，将五台山建构为中土的清凉五台；微观尺度，僧侣主要利用北魏孝文帝崇建和文殊显应，建构了五台山空间地点的神圣性。总体而言，清凉五台只是中西僧侣仿照雪山五峰建构的一个理想模型而已，现实中的清凉圣地，无论从古今胜迹还是从游礼感通的空间分布来看，都是中台独大，而非五峰竞秀。中西僧侣建构的清凉圣地，既满足了中土僧团独立的需要，也满足了帝王以“当今如来”身份，依傍宗教治理天下的需要，因此，在参与建构清凉圣地的僧侣身后，总能看见皇家的身影。